现实中我们要面对的是疾病、衰老以及死亡。如果你去长辈的家里找找，或者翻翻他们的朋友圈，肯定会找到这样一类书或者文章，里面充满了玄幻风格的养生秘诀，告诉你怎么样学会长寿，或者给他们打鸡血，跟衰老和病魔对抗到底。

这往往让人产生一种幻觉，好像大家都故意去忽略了一个事实，这是一场终将会失败的抵抗。面对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弃抵抗，用生命最后那点时间去抓住你最关心的东西。 也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坦然地面对死亡。在生命最后阶段怎么样才能获得幸福。当生命的时钟开始倒数的时候，怎么样克服心里的恐惧，好好说再见。

这次共读的书籍是《最好的告别》，作者是美国著名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这类非专业作家写的书，既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医学的学术文章。作者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向我们讲述了人们如何一点点衰老，一步步走向死亡。这些类似职业手札的文字，往往带有一些令人着迷的职业独特视角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书中探讨了很多美国的养老制度、临终服务，更有很多作者亲身经历的关于临终的案例。细腻又感人。

这些对我们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紧张医患关系，80、90这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些启示。不过虽然书名叫做最好的告别，但是这本书其实不是在探讨死亡本身。我们也不聊死亡这么沉重这么抽象的问题，我这个年龄和这点人生经验有什么资格谈死亡呢。我们今天只是尝试去发现并回答一个一直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当疾病和衰老将人们推向死亡的时候，如何尽量幸福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我相信大多数人对上述的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观念，甚至没有细致地思考过。其实我也很意外，正值美好年华的自己会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有着深切的执着。它们没有标准答案，面对逐渐衰老或突如其来的死亡，恐惧再所难免。有的人愿意散尽家财挽救性命，为了见证尚未成家的孩子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或是欣赏多彩丰富的世界和近在咫尺的梦想，但同样也会有人不堪高昂的医疗费用和杀伤力极强的治疗，选择拥有尊严地活到生命的终点。

我想咱们在场的人离最后这一阶段还有点远，但身边的亲人或许已经有人步入到或者即将步入到这一阶段。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幸福地和这个世界告别。

在过去，在现代医学的普及之前，从疾病到死亡一般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很短暂。对于过去的人们，如果我们能画出一个人的健康曲线的话，那么在前面几十年，健康程度都很平稳，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会有稍许下降。可是如果患上重病，从患病开始一直到死亡，这个曲线会有一个非常陡峭的下落，也就是说，健康崩溃的过程非常快，往往只有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所以老人常把一些疾病比喻成人生的一个坎，迈过去呢也就过去了，就不觉得自己是病人了，还是健健康康的继续生活。迈不过的话，人也就没了。

可是在现代医学普及之后，我们的健康曲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个是，健康开始走下坡路的时点向后延长了很多，也就是一个人能越来越长久的健康生活。现在七八十岁体格硬朗的老年人有很多，这在过去很难想象，这归功于我们对一些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有效控制和治疗。

而另一个重要变化则是当人们身患重病或是非常衰老、健康曲线开始明显向下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陡峭的山坡拉长了，变成了一个缓坡。健康程度下降的速度开始变慢，比如面对癌症，虽然不能彻底治愈，但不论手术化疗还是药物，我们已经有很多方法能延长人们的生命。这种演唱不是一秒一秒地加，而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地演唱。

而且当我们仔细去看这条曲线最后一段的时候，会发现哪怕健康程度已经即将触及到死亡，这个曲线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才终止，这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抢救措施，在重症监护病房中，把一些深处重病末期的人、濒死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拉了回来。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现代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和生命长度的提升是一种恩惠。可问题在于，当医学把生命最后阶段的那个健康曲线，从原本陡峭的山坡变成了一个缓坡之后，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做好准备。我们大部分社会文化其实都在心底隐隐地拒绝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不愿意承认衰老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对死避而不谈。即使面对末期病人的时候，哪怕理性告诉我们死亡已经不远，但我们还是会说，没事的你会好起来的。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对于临终老人和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我们往往只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延长生命，像是一味的在把这个下降的曲线拉长再拉长。

可是过度的技术干预，扰乱了患者的心智，削弱了他们的身体。人们在医院的监护室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悲剧，并且已经反复重演了千百万次。濒死的时候，一个人的身上能插得进管子的地方几乎都插满了管子。血液里流着各种各样的药物，皮肤上还有新缝的线。我们利用现代医学和死亡做最后抗争的时候，却疏远了生活中真正关心的人和事，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也失去了本应该获得的安宁，这样的一切反而又增加了对逝者和亲人的伤害。

医学领域有一句名言，偶尔治愈，时常缓解，总是安慰。我们应当好好领悟这句话的意义。

我们已经了解了现代医学是如何彻底地改变了人们面对死亡的进程。那么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条长长的不可逆转的生命下坡路上，我们的亲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给不出回答，只是把命运交给医学技术和陌生人去掌控。

美国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问人们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和一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共度半个小时的时光，可以是你认识的人，也可以是你不认识的，任凭你选，你会选谁。在年轻人当中，答案往往是一些名人啊年轻人之类的，然而老年人选择的往往是自己的亲人。年轻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去追求诗和远方，年老了之后就注重眼前的生活和亲情，这个答案并不意外。

然而这项调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年轻人当中有这样一部分群体，就是他们都身患绝症。而这些身患绝症的年轻人所做出的选择几乎和老年人一摸一样，不再关心什么社会热点，也不关心作家明星，只关注身边的亲人。

从这个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人们转而关注身边的亲人，其实并不是由年龄变化决定的，而是当生命的脆弱性开始凸显出来的时候，死亡开始靠近的时候，人们生活的目标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关注点从诗和远方转向了此时此刻，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这时候那些所谓的野心和虚荣心也都消失了，人们只想要生活的舒适和温情。

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如果你去过养老院，你会发现在里面生活的老人，虽然人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眼中的光芒已经不见了。

美国的一家养老院，为了对抗老人常有的这种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 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尝试，他们引入了很多植物动物、猫狗和上百只鸟。一段时间后的结果非常令人欣慰，这个养老院的药品使用量下降了六成，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十五。

除了书里的例子和实验，我们中国有的时候会把老师形容为老小孩，是说人上了年纪之后，脾气和秉性反而越来越像小孩子了，也希望得到同情和关爱。

以上提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在搞清楚我们提的那个问题，人们在生命最后阶段，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当人们年老体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活下去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医生给不出答案，因为医学专注于健康修复，而不是心灵滋养。但也不意味着医学和这个问题没有关系。

作者在书中提到，医生的工作是维护病人的生命质量。 这里的生命质量有两层意思，尽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扰，以及维持足够的活力去积极生活。延长生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延长生命，而是为了好好活着。

那么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给出一个鸡汤式的答案，也不想说要多陪伴多理解多关怀，这些词都太空洞了。我们只需要思考这个答案的另一面：他们不要什么？

他们不要只是单纯的延长生命。如果想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和自己的亲人去沟通，去问他们，此时此刻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答案可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

书里一位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护士可以随时进入他的房间，监视和指挥他的一举一动，这不是一个人生活应有的样子。他最想要的是一扇能锁上的门。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把今天过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

不论现代医学如何延长死亡的进程，人终究还是要踏上那一步去跨过终点。在最终的这个阶段，医生对待患者通常有这样几种模式。

一种是传统的家长型模式，医生是最权威的，医生来做治疗决定，病人只是被动的接受。

另一种是咨询型模式，医生只负责提供讯息，完全让病人做决定，但实际上病人往往很茫然很恐惧，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

以上这两种模式，作者在书中都提出了批评。病人们寻求的，不是医生们没说出口的科学知识，而是那种必须靠自己才能获得的稳妥的真切感。过于深入地谈论数据，就像给干渴的人喂太咸的水，无异于饮鸩止渴。面对死亡产生的那种焦虑，远不是数据上的“概率”可以缓解的。

所以他所提倡的是一种叫做解释型的医患关系，医生和病人共同做决策，而做决策的目的是帮助病人实现最后的治疗目标和生命愿望。这种解释型的医患关系，要求医生充分的了解她的病人，以病人为中心，以病人的愿望为中心。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医生需要和病人进行沟通，进行一种艰难的谈话。

其实这种艰难的谈话，不仅仅是医生，作为亲人和患者自己，也需要有勇气去面对。那就是如果时间不多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愿意牺牲掉最后陪伴家人的时光，去换取只是延长一点点生命的可能性吗。你愿意最后身上插满了管子，身边围绕着医护人员，而不是在亲人的陪伴下离世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都值得尊重。而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没有给患者这样选择的机会，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离世，既没有尊严，也没有临终前的安宁和幸福感。

一个人最终在哪死去，往往和一个国家的医疗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最早在极度贫困的时候，人们得不到专业治疗，大部分都死在家中。后来随着医疗体系逐渐发达，人们就会在医院去世，并且临终前还在和死神做着最后的抗争。因为医学常常创造奇迹，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儿。再后来，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意识到了医学的局限性，而人们也开始关心生命质量，而不仅仅是长度。因此在家中死亡、在亲人陪伴下的比例又开始增高。

这里引入一段《当呼吸化为空气》里的一段话：围绕在床边的家人，看着他们亲爱的人头部面目全非，脑子完全伤成一团糨糊，他们通常也看不到完整的意义。他们看到的是过去，是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回忆，因为当下遭遇而感受到的更深的爱，全都由眼前这具躯体所代表。

书中其实提到，很多病人在临死前，也就是生命最后一周，会使用一些机械呼吸机、电除颤、胸外按压等干预措施挽救生命，这使得这最后时光的生命质量比不接受干预措施的病人差很多。而且在去世之后的6周，他们的照料者患严重抑郁的可能性大了三倍。

除了选择在什么地方去世之外，我们说的这些艰难的谈话还可以包括很多问题：你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你最放心不下的人是谁，如果你再次昏迷，你希望我们帮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要不要再去医院。甚至这些问题还可以包括，死后你希望怎么安葬，你希望安葬在什么地方。

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和亲人沟通过这样的问题。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人们更希望去分享自己的记忆，去传承自己的智慧，跟过往的人和事和解，并且还要确定那些留下来的亲人要好好活着。人们还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故事。可是不论是医生还是亲人，在这样的时刻，总是担心自己做得太少。

可是从另一面来看，做的太多，对一个生命来说同样具有毁灭性。一个人出生时的愉悦和死亡时的安宁坦然都应当成为人生圆满的标志。

关于疗养院

或许你可以试想一下，在我们衰老、脆弱、没人帮助就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能够帮助自己度过生活。

自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多数家庭的孩子都维持在两个以内，可能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发现人口老龄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因为现阶段的医疗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有研究表明全国平均死亡年龄在75岁左右。假设有一位25岁左右的成年人，他的父母健康、年龄大约50岁，父母的父母大概70岁以上，再假设他自己已经组建了一个家庭，这也就意味着这对夫妇至少有一位70岁以上的长辈，多的时候甚至有4位。

这时候难免会出现对老人照顾不来的情况，再加之现如今的疗养院环境逐渐变好，设施完善不说，护工的素质也普遍提高，经济压力小一些的家庭提出了把老人送到疗养院的想法。我们总是主观的认为，疗养院的环境适宜、作息规律、护工尽职，是老人们安度晚年的好去处，做小辈的也可以在平时空闲时间里常去探望。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许多独身老人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早晨早早起床，吃早餐，看报纸，步行去超市采购当天的菜，然后回家做午饭；下午稍晚点儿，他会去镇上的图书馆安静地呆几个小时，或者是去小区中央的的象棋桌上和伙计们下棋。回家后，阅读一本借阅的书籍，打扫卫生，早早睡觉休息。

这一切都相当美好，可这些设想都建立在他们可以自由活动、独立自理的情况下的。要知道衰老的一大特征就是身体开始失去平衡，跌倒是无法阻止的麻烦前奏。一旦老人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那么所有讨论都将推翻重来。

《当呼吸化为空气》一书中提到：衰退的机能、无意识的新陈代谢，虽然存在，但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重担，一般都要被送往某个机构。那些无法接受也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人，探望得越来越少，直到褥疮或肺炎无可避免地夺走他的生命。有些人坚守在此生，睁大双眼想活下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很多人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做不到。

关于病人家属

《此生未完成》：其实，家属远远比病人更痛苦，因为病人的苦是肉苦，家属的苦却是心苦。病人生病了可以床上一躺眼睛一闭，而家属却要扛山过海，绞尽脑汁想办法跑路子，自己满肚子苦水，还要强颜欢笑，自己已经郁闷得要撞墙，还要去面对心情更加阴霾的病人，去做病人的心理辅导师。病人家属才是真的苦，才是真的伟大。
作为病人的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病痛让我们失去一切帮助他们的能力，我们突然从并肩作战的伉俪变成了他们的负担。我们心有愧疚，这种愧疚太过正常，但是不要让这种愧疚成为病人与家属的隔膜和更深重的负担，对家属仁慈，对他们温柔，对他们悲悯，不要去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这是我们仅能做的。

生和死是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非常重视生，也不要忽视死。死应该和生是同样重要的。

中国人比较忌讳死亡，忌讳去讨论死亡，凡事和死亡有关的事情都是晦气的。但我们应该要选择有尊严的离开人世。

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